延安大学学生师范协会第一支队“三下乡”：半筐苹果背后的故事

我叫李萍，志丹县旦八镇的一位果农，我种苹果十多年了，品质是出了名的好，每年不愁商户开着车到园里来买我种的苹果，一车一车拉走，在他们那里我的苹果都能卖十多块一斤，销量很好，钱到我手里的时候，我感觉日子又踏实了下来。但是今年不一样了。

今年七月份，苹果刚要熟的当口，下了一场冰雹。那天，一阵风刮过来天就黑了，紧接着雹子就下来了，噼里啪啦砸在园子里。我站在屋檐下看着，心里跟着一下一下地抽。

冰雹停了我才敢去园里看。树枝被打折了，满地都是被打下来的苹果，树上挂着的那些，个个都带着坑，大的有指甲盖那么大，小的密密麻麻一片。我捡起来一个，拿袖子擦了擦，咬了一口，果肉还是好的，该甜还甜，该脆还脆，我低头看了看手里的苹果——半边都是疤，就那么攥着，半天没动。

过了几天，有老板打电话来问。我攥着手机，把实情跟他说了，电话那头半天没吭声，末了才说一句：“老李啊，今年这品相，收了也是砸手里。”我握着电话，心一下子沉到底了。后面我又找了两家往年收我苹果的老主顾，人家话说得更直接：“今年不要了，你找别人吧。”挂了电话，院子空落落的。我背靠着墙根蹲下来，瞅着地上一片枯叶子让风卷着打了个旋儿，半天没动地方。

往年这时候园子里摘果的装箱的装车的，来来回回都是人。今年就剩我一个人在地里转，树上的果子好好的就是没人要了。老伴说能卖多少算多少吧，总不能真烂在树上。

我就拉着剩下的苹果，到旦八镇的集市上去卖。集上人来人往，我在路边找了个空地支了个摊，苹果一筐一筐码好，大的光溜的放上面，疤多的搁底下。冲着来往的人喊：“自家种的苹果，四斤十块，四斤十块——雹子打坏了，样子不好看，里头甜的很，尝一个不要钱，不要钱。”有的人停下来看一眼，摇摇头走了，有的人连停都不停。喊了一上午，卖出去了不到十斤。后来我也不怎么喊了，就坐在那儿看着来来往往的人，心里说不出的滋味。

我就那么坐在马扎上，盯着地上自己那双鞋出神，鞋帮子上沾的泥都干得发白了。集上的吵嚷声在耳朵里嗡嗡的，像隔着层棉花，听得见，又听不清。

不知道过了多久，眼前忽然站了几个人影。我一愣，抬起头，几个年轻人正围着我的摊子看。一个姑娘蹲下来，拿起一个苹果翻了翻，问我：“姨，这苹果咋卖？”我张了张嘴，嗓子有点哑，顿了一下才说：“你……你看着给吧，雹子打坏了，样子不好看，里头是甜的。”她没急着答话，又拿起一个看了看，跟旁边几个人嘀咕了几句。几个人就蹲了下来，把筐面上的苹果一个个拿起来，转一圈，又放下，又拿起来另一个。

我坐在马扎上看着他们，也没说话。忽然那姑娘抬起头，冲我说：“姨，我们要的多，能便宜点不？”我愣了一下，问：“要多少？”她说：“你这几筐我们都要了。”

我一下子没接上话。脑子里冒出来的第一个念头——你们吃得了这么多？可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人家买，我就卖，问那么多干啥。

“你要真全要，”我说，“给个整钱就成。”

他们几个互相看了看，那姑娘从兜里掏出手机，说：“姨，我扫你吧。”我指了指摊边角上贴的二维码——我儿子过年回来给弄的，塑封的，透明胶带粘在筐沿上，边角晒得发黄，翘起来了。姑娘扫了一下，手指头在屏幕上戳了几下，说：“姨，转过去了啊。”我掏出手机，看了一眼，六十。把手机揣回兜里：“行，够了够了。”

姑娘把手机揣回兜里，站起来说：“姨，那我们抬走了啊。”我点点头，嗯了一声。

几个年轻人两个人抬一筐，晃晃悠悠地往集那头走。我站在原地没动，看着他们走远——扛筐沿的那个走几步换一次手，底下托着的那个步子跟不上，踉跄了一下。他们走得不算快，慢慢就挤进人堆里，看不见了。

集上还是吵吵嚷嚷的，三轮车轰隆隆地从人群里挤过去，车斗子里装着菜，颠得直晃。卖擀面皮的吆喝着“擀面皮——”，拖着长音，尾调往上挑。旁边凉粉摊上，醋和油泼辣子的味儿一阵一阵飘过来，酸甜辣呛，闻着就开胃。称秤的、找钱的、招呼人的，乱哄哄的，什么声都有。

我一个人站在路边，跟前空出来的那块地上，压着一圈筐底的湿印子。筐底印子旁边，滚着两个苹果，大概是搬的时候掉下来的，沾了层灰。我弯腰捡起来，拿袖口擦了擦，也没吃，就攥在手里。

我又掏出手机看了一眼，六十，摁灭屏幕，揣回兜。低头看地上那圈湿印子，方方正正的，太阳晒着，边上已经泛白了。我蹲下去把那个二维码揭下来，胶带干透了，轻轻一扯就掉了，叠了叠塞裤兜里。站起来，把空筐摞好，马扎扔在车斗子里，发动了三轮车。

风从车斗子后面灌进来，吹得后脖颈凉飕飕的。六十块钱，搁去年连一筐都不够。我又想起那姑娘扫码时手指头在屏幕上戳的样子，还有那几个娃娃抬筐时压得肩膀一高一低的背影——也就这些了。三轮车颠了一下，我握紧车把，油门拧大了些，路两边的树往后倒，集市的吵嚷声也越来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