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雁北明珠寻踪”实践调研团前往晋北地区开展传统聚落与民居建筑遗产保护实践调研活动

为深度探寻晋北地区传统聚落的文化脉络，解码民居建筑中蕴含的历史基因，进一步唤醒新时代青年对文化遗产的守护意识与传承自觉，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雁北明珠寻踪”青年志愿者协会赴三市三十县区传统聚落与民居建筑遗产保护实践调研团，于 8 月 17 日开启晋北文化探访之旅。调研团一行奔赴山西省原平市与繁峙县，先后对朱氏牌楼、惠济寺、三圣寺、岩山寺四处代表性建筑遗存展开实地走访与系统调研。

一、朱氏牌楼

（图为实践团成员再朱氏牌楼前合影）

朱氏牌楼，又称“阳武朱氏石坊”，位于山西省忻州市原平市城西13公里的阳武村，是清代晚期石质牌楼的代表性杰作。这座牌楼始建于清咸丰五年（1855年），由晚清中议大夫、陕西延榆绥兵道加盐运使武访畴为纪念其母朱氏的贞节事迹而修建。朱氏28岁守寡，终身未再嫁，独自抚养儿子成才，被道光皇帝下旨旌表，成为封建时代节孝的典范。

（图为实践团成员仰望朱氏牌楼）

实践团成员站在朱氏牌坊下仰首凝望，这座建于清咸丰年间的石牌坊，每一道纹路都在诉说四百年的风雨。武访畴为歌颂母亲品德而建的这座石牌楼，以坚硬石材为载体，在清代工匠的巧手下，化为镌刻 “孝” 文化的立体画卷。“二十四孝” 的故事在石面上栩栩如生，母亲的贤德、花卉的灵动、龙纹的威严与 “福禄寿” 的吉祥寓意交织，每一道凿痕都凝聚着古人对孝道的尊崇 —— 武访畴以建筑为礼，让母亲的 “柏舟之志” 流传后世，而工匠们在没有现代工具的情况下，将顽石雕琢得线条流畅、细节精妙，这般技艺与耐心，足以让人惊叹古人的创造力。更令人动容的是牌楼本身的生命力，它历经岁月仍屹立不倒，仿佛在以自身存在诉说着文化的延续。

二、惠济寺

（图为实践团成员参观惠济寺）

惠济寺位于山西忻州原平市东北15公里的练家岗村，始建于唐，宋代重建，金、元、明、清各代陆续修葺。

文殊殿单檐歇山顶，斗拱层叠，仍存宋风；佛坛彩塑18尊，神态生动；两壁千佛阁藏157尊宋代木雕，刀法精细。

（图为殿内斗拱结构）

殿角供奉“曹姑姑”肉身像——相传唐时16岁少女曹氏挑水建寺，功成坐化，里人塑像奉祀。

（图为殿内曹姑姑肉身像）

通过与当地文保员交流，实践团成员认识到惠济寺是一部藏着故事的典籍。寺内的枸杞柱被当地人赋予治病的传说，抗日战争时期曾庇护村民的往事，让这座寺庙不仅是宗教场所，更与当地百姓的生活紧密相连，更是当地村民的重要精神寄托。其中，曹姑姑肉身泥塑像尤为特别，其细腻的刻画展现出一位普通女性对信仰的执着坚守，那份数十年如一日的虔诚，透过塑身仍能让人感受到力量，曹姑姑用身体力向世人展示了，佛本无相，道在心中。

三、三圣寺

（图为殿内雕塑）

山西三圣寺位于忻州市繁峙县砂河镇西沿口村北，2006年被列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三圣寺雕塑以“金塑之工、明塑之丽、清塑之俗”叠压呈现：金代大雄宝殿的华严三圣取法唐韵，泥金堆塑与沥粉贴金相映，华贵而内敛；明代地藏殿倒座观音与十殿阎罗，衣褶劲利、设色浓丽，兼融宫廷官式与晋北民间刀味；清代配殿则把龙王、关帝、娘娘一并纳入，贴塑、装銮、真发植入等民俗手法纷呈，使整座寺院成为一部由金至清、由正统到市井的立体雕塑史。

（图为实践团成员参观三圣寺）

守寺人告诉实践团成员，曾有佛像头部被盗，新修复的部分因技术局限已出现掉漆现象，与原有工艺形成鲜明对比。三圣寺的佛头、佛手被盗，流失海外不知所踪，尽管后人努力修复，但与原迹相比仍旧韵味有失。

四、岩山寺

（图为实践团成员在岩山寺前合照）

岩山寺位于山西繁峙县南峪口五台山北麓天岩村，原名“灵岩院”，创建于金正隆三年（1158 年），元、明、清屡有修葺，1982 年列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图为岩山寺内金代壁画）

岩山寺金代壁画以97平方米通景连环铺陈佛传、本生、航海遇难与市井百戏，界画殿阁精丽如金中都宫阙，青绿重彩与水墨皴染交融，2000余人物形神俱活，被誉为“墙壁上的《清明上河图》”，是现存最完整、最富宋金社会风情的金代寺观壁画。

（图为岩山寺内雕塑）

岩山寺文殊殿金代雕塑仅存九尊之六，主像文殊骑狮、普贤骑象与水月观音高踞砖坛，狮象怒目回首、菩萨丰颐慈目，木骨泥胎上金箔重彩与沥粉贴金交映，既承唐塑浑厚又开晋北金塑雄健之风，堪称12世纪北方寺观彩塑的孤例。

守寺人告诉实践团成员，岩山寺的金代壁画由宫廷画师王逵及其弟子所绘，画面中酒肆猜拳的汉子、街边叫卖的货郎，甚至茶汤蒸腾的热气都清晰可辨，市井生活的鲜活气息扑面而来，将千年前的人间烟火定格为永恒。然而，这些艺术瑰宝的遭遇却令人痛心。岩山寺的壁画虽保护相对完善，却仍面临风化与灯光照射的威胁。这种破坏带来的损失不可估量，也让文物保护的紧迫性愈发凸显。

 行过朱氏牌楼、惠济寺、三圣寺、岩山寺四地，我辈于静默的石坊、佛阁与丹青之间，愈发深切地体悟到中华文明的浩瀚与坚韧。

其一，历史底蕴之深厚。朱氏牌楼以贞节旌表，镌刻“柏舟矢志”的家国伦理；惠济寺中，曹姑姑肉身菩萨示人以精进不息的信仰力量；三圣寺金—清递嬗的彩塑壁画，绵延佛教艺术千年文脉；岩山寺金代壁画则将宫阙市井、山海舟楫一并纳入佛国世界，纤毫之间尽显工匠精神。四地交相辉映，共同昭示了中华文化“道不远人”的博大与深沉。

其二，文物保护之迫切。沧桑更迭，风刀雨剑，加之盗凿之祸，致使佛首、佛手飘零海外；牌楼倾危，仅以钢架支撑；壁画风化，色泽日淡。凡此种种，皆提醒我们：文化遗产一旦毁佚，便是文明记忆之断层。抢救性保护、预防性保护、数字化留存与公众传播，已刻不容缓。

愿以此次“三下乡”之行，为守望与传扬华夏瑰宝再发一声晨钟，期与诸君共护千年文脉，永续民族之魂。